军官扬眉：“并不。”
程如山：“那我选择拒绝。”
军官还没如何，一旁的监狱训导员不干了，脸色一沉，“程如山，你糊涂啦？”
这等好事居然拒绝，你脑子进水啦？
“哎，干嘛那么凶？”那军官笑了笑，“你可能不知道我们518部队的待遇。来，我说给你听听，像你这样经过敢死队选拔，又进入特务连执行任务，最后经过考验活着入选的，第一年一个月的津贴就是126块，吃饭管饱，还能多给你44斤粮票，另外该有的一样不少。”
这么好的待遇，没人能拒绝，他笃定。
谁知道对面的程如山看了他一眼，又垂下眼帘，缓缓道：“长官，我……没有变成军人的觉悟。”
“哈？”那军官好奇地看着他，“没有觉悟？你从敢死队出来，在特务连执行过任务，不够觉悟？来小伙子，你好好给我讲讲，你觉悟到底哪里有问题？”
程如山却紧抿着嘴唇不说话。
旁边训导员附耳对军官道：“成分。”
那军官哦了一声，“这个啊，没事，我们不看成分，只看忠诚。经过考验，都是忠诚的战士，就够格。”
“不。”程如山依然拒绝，却又不多说。
“你们。”那军官指了指门口，“先出去，我跟他聊聊。”
“岑队长，不合规定，我得记录。”书记员有点为难。
岑队长在他脑袋上扒拉了一下，“你记个屁，人家从头到尾也没说几个字，你记什么？”他把本子扯过来一看，见上面写着：程如山，出身地主，业务精干，思想不过关。
他一将那页纸扯下来团吧团吧塞在书记员自己口袋里，“出去抽根烟。”
书记员：“大队长，我不会抽。”
“学！岑队长把自己一包白纸包卷烟塞在他口袋里，“随便抽。”
等书记员和训导员走后，屋子里就剩下岑队长和程如山。
“来，给我说说，别怕，在这里没有什么政治斗争，没人管成分。我还是留苏回来的，叫他们说有苏修嫌疑呢。”
程如山想了想，道：“我当初加入敢死队，不为报效国家，只想摘帽子，像个人一样清清白白地活着。”
当年老支书说推荐他去当兵，结果因为成分被刷下来，但是一个部队干部说他是棵好苗子问他愿不愿意加入敢死队。
他当时并不管太多，只问加入以后能不能摘掉爷爷和爹娘地主黑帮坏分子的帽子。
那干部沉吟片刻告诉他“如果你能活下来，摘帽子不成问题。”
于是他就加入了敢死队。
70年的秋天，他在敢死队期满，把被枪毙的爷爷和外公的成分从地主变成富农，大伯和父亲随之也变成富农。
对于没有关系、成分不好的人来说，要想把成分变一变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
那年回去，娘让他结婚，他不太想，他觉得最好把成分变成中农，哪怕上中农也好，这样他的孩子就不用再重复他童年的路子。
文G又搞什么新地主、新富农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又搞什么运动，他们这些出身的人，都是惊弓之鸟。
不过他没拗过娘的眼泪，最后妥协了。哪里知道结婚没两天又被那些人给带走，加入特别职务连队。他问的依然是“能给我们摘帽子吗？能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堂堂正正吗？”
不被政策打压，不被别人欺辱，像人一样站着而不是跪着，像人一样昂首挺胸而不是垂头丧气，像人一样自由自在，而不是坏分子时刻反省认罪不敢说笑。
从前说礼仪孝悌，好坏看品行，可现在人的好坏是看出身，有些人生来就有罪。
有什么罪呢？难道所有有家产有文化的都有坏的？都是地主坏分子都是右/派？
岑队长凝视他片刻，神情越来越庄重严肃，微微颔首，“我懂。恭喜你，从今以后，你们家就是爱国有为志士，不再是地主坏分子，会有人给你们平反。”
社会上有不少党外爱国人士，不管他们是地主还是资本家，依然是被团结的对象。不少人一开始被打倒，后来被平反。
程如山笑了笑，却没有半分高兴。
他用了12年时间，数次出生入死，换来这句话。
一开始他无比盼望这一天的到来，可真到了这一天，却又没什么感觉。
毕竟爷爷死了，外公死了，大伯也死了，活着的人心里也扎着刺。
“多谢。”他道：“只是，我依然拒绝。”
“你心有怨恨？”岑队长目光如炬。
程如山摇头：“恨？恨谁？又不是针对我们一家人。虽然程福贵运动的时候趁机报复，可就算没有他，我们家依然会被斗争。”
小时候不懂，大了以后见多识广，他想了很多，终于想明白：他们家不是被谁害的，而是吃了时代的亏。
如果没有政策撑腰，程福贵根本动不了他家，那些受过他家恩惠的革命者也会给他们撑腰。可后来他们只能保住大伯和父亲不死，却并不能还他们自由。其他很多没有仇家的人一样被斗争，后来又是打击右/派，那些原本最受人尊重的高等知识分子也被打倒、下放，再到文G，人心惶惶一团乱。
整个社会如此，大势所趋，非个人之力能挽回的。
才二十六岁，他已经经历了人生起起落落、生离死别。什么财富、荣耀、出人头地、光宗耀祖这些，都是虚的。因为对他们家来说，能像个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着，走在大街上不被人侧目冷眼，不被人指指点点说什么“啧啧，你看他，那么俊个青年，可惜家里是地主坏分子”。能够清清白白地自由出入，不会随时随地被民兵抓去批D、下跪、被架喷气式，这才是他们家最渴望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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