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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明开国二百年，土地兼并和人口激增，成为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的两大问题。开拓殖民地和发展工商业，已经被证明，是减缓国内土地压力和人口压力的有效途径。哪怕乐土重迁的恋乡情绪，也无法影响到保守的百姓进城务工，更有野心一点的，则会选择‘移居到吕宋，开始新生活’。
然而在开始阶段，移民进行的异常艰难，国人将远隔重洋的吕宋岛视为地狱，没有人愿意报名前来。为了应付来自沈默的压力，各省将监狱中的囚犯运到吕宋充数。
这固然给了囚犯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，吕宋很可能会变成一个广阔的魔鬼之岛。这个人就是吕宋总督沈京，虽然当他发现自己被沈默骗了，吕宋岛压根没有美女，只有一群群来自各省的囚犯，心情肯定十分糟糕。
然而沈默之所以让他来当这个总督，就是看中了他总是能想出办法，解决看似无法解决的难题。在经过一番观察后，沈京发现，超过半数的囚犯，其实是因为拖欠赋税而被捕的老实农民，心里便有底了。在他看来，吕宋岛不仅仅是一片服刑之地，也是一片救赎之地。他相信在自己的温和统治下，囚犯也会转化为守法的臣民的。
于是沈京宣布，所有刑满释放者，都可以在总督府注册为普通移民，并享有土地权利。良好表现可以换取自由的前景，甚至是美好的未来，是让这些囚犯们洗心革面的最有效的诱惑……当然一开始，囚犯的生活比奴隶好不了多少。他们被迫替总督府工作，或者被分配给越来越多的私人地主。但是到了刑满释放时，他们就可以自由地向出价最高者出卖他们的劳力，或者自己开荒变成地主。事实上，那些生存下来服完刑的人都有了重新生活的机会，而这些人也成为总督府的狂热拥护者。
当然并不是每个囚犯都能以沈京的方式得到救赎。对于这些顽固不化的再次犯罪者，沈京的答案是，让他从这个世界消失……总督府死刑的方式很多，而且不需要通过北京的刑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处决人犯，所以只要谁再次犯罪，没几天就会身首异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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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宣传和证据，使本土的人们了解了吕宋，相信了移民的前景。从嘉靖末年开始的移民工程，在经过十年的艰苦开拓后，终于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，在此安家立业，度过了最初的举步维艰，踏入飞速增长的阶段，截至万历八年末，在吕宋总督府登记造册的移民数量，已经达到了九十八万七千四百三十七人，而且还会以每年近五万人的数量递增。加上第二代的出生，最乐观的估计，三年以后，吕宋岛上每年会增长十万人口，而且还会连年递增，最终在二十年内达到千万。
这无形中解决了一个困扰所有殖民地难题，那就是劳动者的紧缺——在肥沃的土地，没有辛勤的付出，也换不来一粒收成。尤其是像种植甘蔗、烟草和水稻，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作物，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手，就不会有大面积的种植可言。欧洲国家在殖民地，是用黑奴和土著奴工来解决的，这样显然效率低下，而且有伤天和，对于以仁爱为精神内核的大明人来说，是无法接受，也无法普及的。
好在自身庞大的人口数量，足以提供殖民地所需的劳动力。随着移居吕宋的人口增加，华人本身的劳动力，已经取代黑奴和土著，成为建设开发的主力——除了危险的工矿业之外。
随着移民吕宋的热潮高涨，问题也随之出现——每个人都希望占到面积尽可能大，地理位置尽可能优越的荒地，然而这样的荒地显然是稀缺资源，于是争斗不可避免发生了。尤其是后来的移民，往往是动辄一二百口的举族而迁，而早期的移民大都是一家一家、甚至只身而来。先来的先到先得，占到最好最大的土地，像陈老栓家，仅仅八口人，就拥有五千多亩耕地。这显然会引起后来者的眼红，于是发生了新移民驱逐旧移民，将其庄园据为己有的案件，而且愈演愈烈，最终引发了万历元年的移民大骚乱。
好在当时的人口还不算很多，又有郑若曾和沈京这两位干吏坐镇，他们迅速调集军队，平息了叛乱，并施以雷霆手段，处死了所有杀人强奸者，并将参与抢劫者流放棉兰老岛，在那里，对华人满怀仇恨的土著居民会好好的招待他们。
反思这次骚乱，两人一致认为，现行的先到先得的土地政策，已经不适应人口激增的速度，在经过一番讨论，并报经北京的沈默同意后，两人宣布了三条法规，这也被视为日后吕宋能良性发展，充满希望的关键所在：
第一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，任何已经在官府登记造册过的田产住宅，都得到东南总督府的保护，任何敢于侵犯他人财产者，都将遭到重刑处罚。
第二，自法规颁行之日起，原先的土地规定作废，所有无主土地由总督府统一分配，任何个人不得私自开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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